文：林柏儀
近來大法官684號解釋宣告「大學生得對各種學校違法處分提起訴訟」，和萬能科大學生邱智彥為成立異議社團而遭退學一事，形成了強烈的對比。2月16日上午，在聲援邱智彥至教育部提起訴願後，由跨校學生行動者組成的「大學學生權利調查評鑑小組」舉辦了「684號不是解嚴令！校園仍是法外租界！」論壇，邀請學者、學生社團討論「後684」的學生運動發展與策略。
（該場論壇手冊，可至此下載。）
當天除了多位異議性社團成員談論在校內受控制的經驗外，也引發了一場關於「學生可以告學校了，然後呢？」，「學生權利究竟該如何保障？」的精彩討論，或可視為是一場「學生訴訟權利」、「學生實體權利」、以及「學生力量」三種學權概念間的深入對話。
單有學生訴訟權遠不足夠
論壇開場，學權小組代表、成大零貳社林飛帆即指出：「這次我們舉辦這個活動，有一些法律學者說：『684號解釋就是解嚴令，為什麼要說它還沒讓校園解嚴呢？』的確，從382號解釋到684號解釋，開啟了學生的訴訟管道、『打破特別權力關係』是一個進步。但現實在大學校園都仍有諸多不合理的規範存在，邱智彥被退學一案就是最好例證。我們要問：校園真的自由了嗎？」
林飛帆認為：「訴訟管道開啟，不代表學生權利受保障。不但因為目前行政訴訟的人民敗訴率高達94%；而且多數學生缺乏心力來和學校纏訟，結果往往只能接受現狀。」政大法研碩士、律師周宇修也提到：「現在的體制，其實是緩不濟急的，一個學生在學校就幾年而已；對學校來說，其實如同是個借宿的房客而已。所以如果我們只談救濟，是不足夠的。」而且，684號解釋主文僅及於大學生，卻置中學以下的學生於不顧。「但中學生往往是權利最受侵犯的一群」，與會的烏鴉邦中學校園民主促進會會長周于萱如是說。
更何況，就是大學生能訴訟，在「大學自治」的論述下，法院往往高度尊重學校的「專業判斷餘地」，使得學生難以透過訴訟來成功維權。中研院法律研究所副研究員黃國昌指出：「儘管現在允許訴訟了，我們不能太期望法院能解決一切問題。如果學校做得細緻，例如獎懲會和申評會表面程序上都沒問題，法院很多問題也無法介入。」，「而且，以邱智彥一案為例，就是訴願或訴訟成功了，把萬能科大的處分撤銷掉，但這才是問題的『開始』。接下來問題發回學校，邱同學又要再面臨一次獎懲程序，以及校方給予的各種壓力。學校為了保留面子，最後很可能還是要留下一、兩個小過。」在這樣的環境下，單有訴訟權也很可能只是個空殼。
明文保障學生實體權利
因此，論壇與談人士多數都認為，684號解釋給予的救濟管道，仍未解決學生受壓迫的問題；關鍵還是在於，學校可能侵犯學生權利的各種行為，在源頭就要受到控制。
林飛帆說：「目前所謂的『大學自治』把學生權利的保障，也交由『大學自訂』，變成學校要怎麼做都可以。我們實在難以想像，人權保障可以由『地方自訂』；例如我們無法允許有些縣市自訂規範，聲稱它們的範圍內不能發行報紙、發表言論。」
因此，學權小組即主張，教育部應該針對學生權利保障，著手修法在各級教育法規訂入「學生權利保障條款」，例如禁止各級學校有社團成立審查、刊物審稿、宿舍門禁等規定。修法過程必須確保學生與公民團體實質參與，並且至各級學校舉辦公聽會。在修法前，教育部也應在職權範圍內，禁止學校侵犯學生人權。
「學生權利保障如同基本人權一般，是條底線，不該因為不同學校、大學或中學而有別。」林飛帆說。
對於這樣的立法保障構想，黃國昌耙梳了1990年代學生運動的軌跡，提及這是一場「未完成的戰役」。他說：「我在1993年的時候擔任台大學生會會長，當時運動的主軸就是要求大學自治、對抗國家機器介入校園。」，「那時學生有想到，搶到大學自治後，回到學校裡面，要和教師搶奪「教授治校」和「學生自治」的分際。所以我們曾主張要在大學法裡面訂定「學生權利保障專章」；因為可以預期到，如果單單把戰場拉回校園，卻沒有規範，我們實在難以拘束教師或校方。然而，日後這場戰役失敗了，果然埋下了日後的問題。」
黃國昌說：「如果法規沒有統一規範，戰場就要回到各個學校。這問題一方面在於『成本太高』，要分別處理各個學校；另一方面在於各個學校的環境、歷史不一樣。例如教育部大幅允許專科升格，但只關注硬體，卻不檢討一個學校是否符合大學的理念來運行此種『軟體』問題。像邱同學面臨的社團成立問題，竟然規定是『由校長決定』。這不是大學自治，這是校長獨裁。」
從學生權利到學生力量
歷史有些弔詭，當學生運動要求大學自治、不受國家介入後，在學生缺乏對等地位和規範保障下，反而使得各大學能恣意地侵犯學生。而教育部此時只需回應「尊重各大學自訂規範」，若有不滿，則是「訴願、訴訟」解決。政治責任撇得一乾二淨。
然而，對於「要求教育部積極介入保障學權」的提案，黃國昌也擔憂著：「教育部會不會以監督之名，再把黑手伸入大學？我們也要小心處理。」
徘徊在要求國家介入與擔憂國家濫權之間，究竟解套之道何在？或許關鍵並非在制度保障而已，而是學生力量的程度及其意識，是否足以對抗壓迫。唯有學生整體有足夠的實力，要求國家介入才可能是導向進步的方向。各種制度和權利設立了，也才有落實的可能。換句話說，「要國家負責」的好處只是在於將「打擊面」集中，而不是天真地期待國家介入校園。
如同周宇修提到：「簡單說，救濟不是重點，它是不得已，但不是全部。我們要把學生的整個場域都提升才行。例如我們除了讓申訴委員會的學生代表比例提高，就是提到一比一；但我們也要找到足夠想參與的學生才行。」
因此，意識上可能要提醒的是：「要求政府訂定學權保障條款」該是壯大學生力量的一個動員過程、而並非運動根本。重點還是如何透過動員與教育過程，提升學生意識覺醒的程度，以及採取集體行動的能量。否則訂了規範不但有可能是保守的，就是相對進步，學校若不遵守，往往還是拿他沒辦法。
反對資本主義與父權文化的學權運動
去年在清華大學創立的學生社團《基進筆記》成員魏揚，在論壇上就說到：「培養學生意識，需要很多草根的行動；例如有很多同學進行讀書會、討論會、成立異議社團，一個又一個，才可能改變。」草根討論是啟發激進學生意識的一種方式，如此才較能說清楚學生權利受侵犯，與資本主義及父權社會的連結關係，讓學權運動和社會運動有串連的基礎，長出超越校園圍牆的學生力量。
這種意識上的學生力量發展和行動同樣重要，「力量」就藏在裡面。例如，中央大學哲研所的小兔在論壇上指出：「這陣子我一直思考著學權和性別的關係。從邱智彥的處境我看到，或許除了對抗校園的專制獨裁，我們也要關注校園生活場域中的另一種壓迫：只能有著單一化的價值、不能有不同的意見。我會說這是一種霸權，而且和一直以來的父權有關。」若不能對抗這種父權式的單一價值觀，邱智彥等異議者的校園處境，恐怕也難能改善。
又或者，我們不難理解到，學生之所以得忍受諸多侵犯權利的學校教育壓迫，也和資本主義下的勞動力處境，非得接受教育以競爭受雇機會息息相關。這絕非「學校爛就不要念」可以解決，釜底抽薪之道還是要回到反對資本主義上。此種反思和連結還相當亟待開展，儘管資本主義邏輯入侵校園的速度，目前可能已領先了我們的反抗意識提升。 倘若問題環環相扣，學權運動的高度和深度，就是學生力量的關鍵，它將決定了壓迫被根本解決的可能與否。我們能如何發展這樣激進的學生力量呢？在組織上、行動上、意識上的策略為何？這問題還留待未來的學生運動者回答。
附表：三種學生權利的概念及意涵
學生訴訟權利
內涵：學生得對違法或不當的學校處分提起訴願和訴訟
範例：大法官684號解釋允許大學生得對使其權利受侵犯的學校處分提起訴願、行政訴訟；382號解釋允許各級學生得爭訟其退學處分。
學生實體權利
內涵：學生的各種權利受到行政或立法機關保障
範例：現行大學法保障校務會議學生代表不得少於十分之一。倡議教育部應於各級教育法規訂定「學生權利保障條款」。
學生力量
內涵：學生有現實上的意願和能力對抗教育與社會的壓迫
範例：透過一次次動員與教育過程，提升學生意識覺醒的程度，以及採取集體行動的能量。且意識上和對抗資本主義與父權文化等社會運動相連結。
沒有留言:
張貼留言